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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提琴诞生的数百年来，有一个问题一直都使现代提琴制作师和专家们迷惑不解，那就是：对十六、十七世纪意大利制琴大师的提琴，后人在尺寸上无论怎样精确地复制，在材质上无论如何相同地选择，却不必然地得到原提琴原有的音色，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否昭示着提琴除了其物理性以外，还有一些非物理性的成分？假如小提琴纯粹是一个发音的、物理性的盒子，那么精确的尺寸，相同的材质就应该得到相同的结果——相同的音色。但数百年的实验，数百年的努力，所有的结果都告诉我们：要获得小提琴动人悦耳的音色，尺寸和材质不能不注意，又不能全注意！
“要制作一把优质的小提琴，尺寸和材质仅仅是两个非常基本的要件，还得注意音柱、码子、油漆以及油漆的厚薄等等，正因为这很多很多不定的因素，才使小提琴显得神秘莫测，才使小提琴的制作呈现出扑朔迷离。”重庆民间制琴大师何锡瑞在他那自行设计、自己建造的欧式别墅里的制琴室里对我说了上述这段话。
他接着说：影响小提琴音色的因素实在是太多，而且有些甚至显得神秘而不可思议，比如，就我几十年制琴的经验来说，小提琴不仅是一个发音的盒子，不仅涉及到物理方面的问题，还涉及到声学，化学，音响学，微生物学一系列的问题 。
我觉得制作小提琴如同酿酒，和地理因素，和微生物群因素都有十分紧密的关联。闻名遐迩的贵州茅台酒就曾经花费巨资搬迁到遵义，结果酿造出来的茅台酒根本不能和在茅台镇酿造的酒相比，什么原因呢，这就涉及到水的问题，微观区域气候问题，关键的是涉及到为人们还没有充分注意到的酿造酒所需要的微生物群的环境问题。这个环境是绝对不可能连同茅台酒厂一起搬迁到遵义的，没了这个肉眼看不见的环境，酒就变质了，不再是原有的茅台酒了，所以，后来酒厂又不得不搬回老家。
那么提琴呢？提琴的制作犹如酿酒，也涉及到一个环境问题，数百年来，人们的研究都聚焦在提琴的尺寸、材质、油漆之上，而没有考虑到提琴实际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孕育这个生命体时需要鲜活的环境，需要鲜活的微生物群营养基，看看我们中国著名的古琴出在什么地方，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的著名古琴就出在四川这样一个潮润，充满了丰富微生物的地方。所以，现在有人在制作提琴的时候，会用上好的葡萄酒刷在小提琴的琴面上，以培养小提琴所需要的微生物营养基。这些个微生物群在提琴材质中会降解材质中的内应力，而制作小提琴木材中的内应力不能没有，也不能过多，这就是一个非常难以把握并带有神秘色彩的因素了。
我没有去过意大利的小提琴制作之乡——克雷莫那，但是我相信为什么那个地方的小提琴能永垂千古，几百年不衰，不仅过去而且将来都会是世界著名小提琴的诞生发源地，那绝不是偶然的，这个中是有其必然的环境因素，就如同贵州茅台酒酿造的环境因素一样，就如同我们先人们所说的风水因素一样。四川的泡菜只有在四川泡制才有好味道，移植到其他地方就会失去很多微妙风味了，这就是风水的因素，这就是环境的使然。
我们现代小提琴的制作可以在形态上、色泽上，甚至风格上模仿和复制十六世纪意大利提琴制作大师阿马提和斯特拉第瓦利的提琴，但是在音色上永远只能不断地去接近！因为，我们无法复制克雷莫那的微生物环境，无法克隆那里的气候，那里的地磁，那里的纬度！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无法制造出他们距离我们好几百年的时间来，而这漫长的时间就是酿造优美声音，甜美音色的发酵剂！
时间对小提琴制作非常重要，比如连接琴弦和小提琴音箱的琴码，要想获得优质效果，其制作材质至少需要储藏15年或者20年之久，做好以后还得存放3到5年时间。
意大利有的提琴制作家在做小提琴的时候，他们会用葡萄藤烧成灰来浸泡琴板，那葡萄藤不是随便什么藤蔓，而有着20年以上的老葡萄藤，这是否是在制造时间？是否是在弥补稚嫩新琴所缺乏的时间？还是以此营造提琴需要的微生物？
对于提琴的研究，我们应该从过去仅仅囿于其物理性而升华到考虑其微生物在提琴音色中所起的作用上来。
世间万物都处于一定时空状态中，小提琴也不例外，因此，小提琴的成功制作除了固有的尺寸，材质以外，绝对要考虑其孕育的时空因素。
中国著名小提琴制作大师：刘长立
刘长立，天津乐器厂著名小提琴制作技师，擅长制作Stradivari风格的小提琴。所做提琴曾在世界提琴评选会上获大奖；中国小提琴演奏大师盛中国也曾使用他制作的小提琴。刘长立与广东省制琴大师黄仲光齐名，被国人誉为制琴界的“南黄北刘”
我的爱情千锤百炼
1953年5月6日，我出生在天津一户普通的工人家庭。1970年后，因为种种原因，我没能继续上学，被安排到天津乐器厂团委工作。这时，乐器厂的老技师戴洪祥换回了800英镑。上级领导意识到琴的经济价值，将我抽调到提琴厂，专门跟戴师傅学习提琴制作。提琴厂的年轻人很活跃，经常凑在一起搞活动。很快我便注意到，无论在工作中还是活动中，我的师姐胡红军总是显得那么聪明贤淑，处处显出大姐的风范，有她参与活动，气氛格外和谐，我们都特别喜欢和她在一起。胡师姐小时候患病落下了腿脚不灵便的毛病，她家的体力活我们就全包了。1974年底的一个晚上，我和几位师兄弟帮助师姐家盖小房。吃过晚饭师姐便出无能为力了，我们从她母亲的嘴里得知师姐是和一位男同志“见面”去了。刚过8点，师姐便回来了。我笑着问：“师姐，该喝你的喜酒了吗？”没想到师姐掩面大哭，一头扎进里屋再也不肯出来。我心里顿时忐忑不安。过了几天，我才从同事宋大姐那儿得知：介绍人有意将师姐的病情隐瞒下来，可纯朴的师姐与对方见面后主动将自己的病史都说了。那个男人扔下一句话：“你得这样的病还想结婚？！”甩手走了。这次相亲对师姐打击很大，一连好长时间，原本开朗活泼的她整天闷闷不乐。看着师姐不开心，我心里更难过。于是，我便有意地和师姐接近，约她一起到食堂吃饭，下班一起走，到师姐家也去得更勤了。相处久了，我慢慢地发觉，师姐在我的心中越来越重要。有时一天不看着她，我的心里就像缺了什么似的。1975年中秋节，我鼓足勇气将心意表达出来，师姐一口回绝了：“长立，你的心意我明白，但我的身体不好，我不能耽误你，你还是当我的小弟弟吧。况且，我已下定了决心这辈子不考虑结婚的事。”我不甘心就这样被拒绝了，便找到师姐的父母求助。她的母亲握着我的手，流着泪说：“长立，你是个好孩子，工作上肯干，人品也好，但红军的病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治愈的，她会拖累你一辈子，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我喜欢上师姐的消息传开后，厂里的人议论绥纷。不久，我的母亲也知道我要找一个“病号”女朋友，心中万分不乐意，父亲也觉得难以理解，找我彻夜谈心。父亲对师姐的人品相当了解，他善意地提醒我：“红军是个好女孩，但她的身体你考虑过吗？将来你可能会为今天的选择后悔。”我坚定地告诉父亲，我绝不会后悔。最后父亲拍着我的肩说：“不管将来你的红军走到哪一步，希望你能记住今天你说的话。”在父亲的支持和帮助下，母亲也逐渐被说服了。可红军还是以身体不好、将来会拖累我为，上而一再拒绝我。这样一过又是一年多，1976年夏的一天，单位一位热心的大姐午饭后风风火火地找到我，将两张电影票塞到我手中说：“长立，我有个邻居人长得不错，是单位的青工，家庭条件也挺好。今晚我替你们约好了，一起见个面。”我当下婉言谢绝了。大姐叹了口气说，你真傻，摇头走开了。红军流着泪说：“小刘，别犯傻了，你还是再找一个吧！”我还是摇头。最后，红军感动地扑在我的户头痛哭起来。
就这样，经过一年的“千锤百炼”，师姐红军终于成为我的恋人。
一曲《生命交响曲》悠扬激越
在美好的爱情之中，快乐总是那么地短暂。1997年4月，红军突然病重，我陪她做了肾盂造影。拿结果时，大夫一再追问我与红军的关系。为了能够了解真实的病情，我谎称是她弟弟。大夫不想念便直接说，如果你真是她弟弟，回去告诉父母准备后事；如果你是她对象，就干脆死心吧--她得的是严重的尿毒症，多则还可活一年半载，少则三个月。医生的话如同晴天霹雳，我当下两腿一软，瘫倒在医生办公室里，办公桌的棱角隔衣服在我后背上划出一道深深的紫色淤痕。回到家中，我的心怀久久不能平静，一个人拿起小提琴来一个人来到海河边拉了起来。拉着拉着，想着命运怎么对红军如此不公，自小疾病缠身，第一次恋爱又失败，好不容易树立起对美好生活的信心，又要遭受病魔的摧残……想着想着，我不禁热泪长流。旁观者还认为我沉浸在艺术的氛围中，竟然鼓起掌来。我下定决心，哪怕红军只有一天生命，我也要陪她与病魔斗争，让她幸福。
在我的请求下，医生为红军开了一份假病历。我一边积极带红军治病，一边抓紧时间办婚事。1978年初，我和红军幸福地迈入了结婚的殿堂。婚后，由于治疗从未间断，再加上心情舒服畅，红军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身体也比以前好多了。贤淑的红军总是抢着干家务活，让我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制琴中。那一段时间我的技术提高很快。1981年3月的一天晚上，红军羞涩而喜悦地告诉我，她怀孕了。我在惊喜之余，心中更多的却是不安：妻子的真实病情只有我知道，她的身体哪里能承担怀孕生子的重担呢？那一晚，内心焦灼不安的我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立即骑车赶到医院。当医生得知红军怀孕后，大吃一尺，摇头说：“像她这样的病人能活到今天已属不易了，至于生孩子，从医学理论上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怀孕期间病人的抵抗力下降，疾病随时会使病人死亡……”反复思考后，我决定劝说红军以自己身体为重，放弃这个孩子。可当我回家说出这话，红军吃惊地放下手里的活计，站起身说：“长立，这几年来，只有我心里明白，为了我你失去了太多太多。我一定要为你生下这个孩子，哪怕为了孩子死在手术台也是值得的！”几年的共同生活，我太了解红军贤惠而又倔强的性格了，一旦她拿定主意，就几乎不能更改。我将红军紧紧抱在怀里，感激和心疼的泪水浸湿了她的肩膀。7个月后，红军早产下儿子。在红军这7个月艰难的孕育过程中，我的每一天、每一夜几乎都是在惊恐和焦急中度过的。红军的一声轻咳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炸雷，红军无意中一个难受的表情，更似一根钢针扎在我的心上。在这种煎熬中，终于盼到了妻儿双双平安，我心中的狂喜简直难以形容。安顿好妻儿后，我按捺不住满腔的欣喜和激动，彻夜不眠，开始制一把新琴。接下来的一周中，几乎每天都是在白天上班，照顾妻儿，夜晚通宵在制琴中度过的。当最后我把4概貌有琴弦安装完毕后，已是儿子出生后的第7个夜晚了。兴奋至极的我不敢打扰妻儿邻居，只好拎着琴在屋子里徘徊，等待黎明的到来。那一夜的时间分外地漫长，等了好久，大街上终于传来零散的车铃声。我拿起调琴的确良某些人，来到屋外的河边，反复调试后，随手拉了一曲《生命交响曲》。这把琴琴音悠扬激越，音色极淳，令我十分满意。1983年，我为纪念儿子出生制作的这把Stradivari风格的小提琴在德国参加小提琴世界评选获得了世界第11名的好成绩。我的另一把琴获得世界第18名。对于不擅长制作西洋乐器的中国人来说，这是少有的好成绩。
我们用爱温暖寒夜
1985年，红军的病情加重了，生活开始不能自理，行动只能靠轮椅来帮助。每天早上我料理好炉火，照顾红军吃完早餐，将儿子孙送到父母家再赶去上班。中午再返回家给红军做午饭。自那以后，我的每一天都被安排得紧紧密密的，几乎没有一丝儿喘气的时间。同事们看到我，都感叹万分。红军的妈妈逢人便说，红军能碰到长立这样的好心人，是她的福气啊 。邻居将这话传过来，我一笑了之：夫妻之间的情分哪里能用有没有福气来衡量呢？想到红军总是一整天一整天地呆在屋子里，我便想方设法挤出时间推着她出门散散心。夏天的晚上，我常常推着妻子，带着儿子，到新落成的天津火车站广场乘凉。一?上，我和妻子、儿子说说笑笑，总是十分开心。在乘凉的?上，最令我犯愁的便是红军的的“方便问题”。为了解决妻子的“内急”，我常老着脸皮在公厕前请过路的妇女帮忙，但有些人一口便回绝：“这种事怎么帮呀！”红军常常憋得满脸通红，我心急如焚却又帮不上忙。有一次，我请一位从厕所出来的大姐帮忙，那位大姐说：“厕所没有人，你自己进去吧！”我只得站在女厕所前大喊几声“有人吗？”没人回应时，我才敢心里“怦怦”直跳，面红耳赤地抱着妻子进去。后来，遇到妻子内急时我便如法解决。可1988年7月的一天，我刚帮助妻子“方便”完，突然有个女青年跑进厕所。她一见到我便吓得尖叫起来，大喊“抓流氓”冲出厕所。待我将红军抱出来后，公厕前已围起了许多人。一位小伙子冲上来就要打我，我赶紧解释：“她是我妻子，身体不方便，又直上内急，求人也没人帮助，没有办法我才抱她进去的。”小伙子一听便说：“对不起，我还以为遇到流氓了呢！”围观的人群也散去了。可他们的议论却明明白白地传了过来。有人说：“你瞧人家两口子感情多好。”也有人说：“媳妇都这样，还出来干吗？找个这样的媳妇算是倒大霉了……一晚好心情便被这场“闹剧”搅得索然无味。返回家后，红军大哭了一场，告诉我以后再也不肯出去了。我寻思着如何自力更生地解决问题。反复琢磨后，我用竹竿和花布做了个特殊的帐篷。平时将花布掀起，红军内急便将花布放下。她在帐篷下方便，也就不用求人，再造尴尬场面了。帐篷做成之后，红军外出“内急”问题便彻底解决了，她又是变得爱出门了。
1989年，红军的肾功能严重衰竭。听人说唐山有位老军医医术高超，我便带着红军多次到唐山求治。为了给红军做换肾手术以便彻底根治她的疾病而攒钱，除了保留纪念儿子出生制的那把小提琴外，我将其他的琴都卖了，还戒了烟、戒了酒。为了省钱，甚至连每天的早餐都省了。可换肾所需的10万元费用对我而言仍然是天文数字。红军最后无法等到了，只能靠药物维持生命。我每月乘车到唐山购回一大面袋中药，回家用最大的铝锅熬制。在她靠中药排毒、透析的那段日子里，家里熬药的大锅便用坏了三口。长期瘫卧病榻，红军的肌肉严重僵死，身体发胖了许多。帮她挪动身体时，如果用力过大，她便疼痛难忍；用力过小，就根本无法挪动。为了排毒，红军每两个小时就要到厕所排泄。有时我迟回家一会儿，就会发现妻子已浸沉在尿液中了，我只有内疚地向她道歉。每天晚上总是最难熬的。红军每两小时上次厕所，每次排泄达40分钟。199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将红军放在厕所里的便桶上后便倚着厕所的门框一不小心睡着了。红军心疼我，硬是在冰凉的便桶上一声不吭地坐了3小时。待我醒来时，才发现红军已经冻得瑟瑟发抖，我恼怒地捶打自己的头说：“都是我不好，都有是我不好！”红军也哭了：“长立，别这样，都是我拖累了你啊！”我们抱在一起痛哭。初谙世事的儿子被惊醒了，他也哭了起来。窗外依旧是朔风萧瑟的寒夜，可我们一家三口的热泪交融在一起，却那么地温暖。红军病重的几年间，我们最多的交流便是一起听琴。拿着制好的琴请病榻上的红军鉴音。我们一起分离成功的喜悦，也琢磨失败的原因。有一次，我做好了一把琴，听起来总觉得音质不够满意，可又找不出问题出在哪。红军便一根弦一根弦地辨听。最后，她提议我看看音孔上的油漆是否粘连。这一句提醒，解决了我长久以来技术上的困扰。后来，在制琴时，我尤其注意这个技术上的细微之处，新琴的音质提高了很多。1992年夏季过后，红军病危，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泌尿科抢救。当我拿出其不意5年前红军做的肾盂造影片子时，医生们都惊叹不已：健康人的肾大约有12厘米长，15年前，她的肾便已萎缩不足6厘米。红军能活到今天，简直是医学上的奇迹。9月30日，红军去世了。我在她的葬礼上用纪念儿子出生的那把小提琴拉了一曲《梁祝》，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热泪。
红军走后，我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带儿子和制琴之中。不断有人劝我再找个妻子共同生活，我总是笑着婉拒了。或许别人说得对，人的一生不止一次爱情，可对我来说，红军对我的爱是最珍贵的，亦是最重要的。我们一起生活的这14年中，虽然清苦、劳累，但也有着更多的乐趣和欢快。如今红军走了，我不愿意打破我和她的生活，宁可固守这份不变的情。后来，我制作的好几把琴也获奖了，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先生也曾使用我制的琴，但我在制琴上始终找不到昔日的辉煌。有几位评琴大师问我，为什么原先制作的琴音质明快清新，现在的琴却抹不去一股误用怨消沉？我无言以答，各种原因，也许只有心里明白。其实琴也是有灵感，有生命的啊！现在当我拿起工具制琴时，总感觉红军不在我身边，悲哀的心情油然而生，难免渗透在琴中了，琴音便哀愁消沉。前几年，美国一所大学以年薪19万美金附带全家移民的优惠条件聘请我去任教。我想了想，还是谢绝了。为了钱制琴，只能制作出充满铜臭味的“死琴”。制琴的手艺是师傅传给我的，我还是应该把它传下去。如今我与儿子相依为命，我将房屋和存款全部落在儿子的名下。儿子不愿学制琴，想学计算机，我也尊重他的意愿。在制琴的时候，我常常想想红军，也只能对着床头她的照片拨弄琴弦，只是无奈琴音依旧，昔人故去啊...... | 
发表于 2007-4-28 10:5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