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白村小提琴制作培训班到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制作中心

引用 skbao 2009-7-25 14:46

可能是：第一，国大家穷，到处要钱，当家难；第二，周总理不是提琴爱好者。

引用 回来火车 2009-7-25 15:12

有图有字，看完很感慨！

引用 东府花园 2009-7-25 15:30

skbao老师转来一片好文章！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甘人后的奋斗精神，必然在小提琴事业上也得以彰显。在泱泱大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的背景下，热爱并献身于小提琴制作艺术的精英们，在世界制琴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已是不争的事实；不断攀登并及早趋近登峰造极的水平，指日可待！

引用 霍拉舞曲 2009-7-25 22:18

感谢周总理，没有您，或许就这些前辈们拉着用那点可怜的外汇买来的琴。也不会出现中国的小提琴制造业的鼻祖。

引用 小于 2009-7-26 09:42

当时的郑老师真年轻啊 。。。 似乎比我还瘦。。。  下图这左起第二个。

引用 zyw8000 2009-7-27 10:40

<P>SKBAO老师送来了精神营养，读来让人感慨万千。　东府老师说得真好，预言了中国提琴事业前景的辉煌！　偶的读后感就是：真切地感觉到了文章主人公赵沨大师的伟大！</P>[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1][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

引用 zyw8000 2009-7-27 10:48

<P>偶来转一篇赵沨大师的介绍：</P>



<P>    赵沨——当代著名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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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赵沨原籍项城，出生于开封，曾用名：吴福田、赵天民等。父亲是个正直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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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赵沨受其父母的影响，自小爱唱歌，喜爱京剧和豫剧，能摹仿许多名角的唱腔。小时学过竹笛和京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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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926年在加拿大牧师安德生的引导下参加了教堂唱诗班，并向安德生学习声乐、钢琴和欣赏西欧古典音乐。 1931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开封建华艺术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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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930年赵沨等人因帮助身为共产党员的老师逃脱官方的抓捕，修业未满被迫离校。此后，在河南鲁山中学、杞景中学任音乐教师。1934年起任《河南晚报》副刊特约记者，接触了大量的戏曲艺术，尤其是京剧和豫剧。同时业余学习音乐和俄文。1935年考入南京中央电影摄影场演员训练班。结业后，任演员、配音员、音乐组代组长和新闻组代组长。1938年，先后任教于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重庆精益中学。任报社记者等职业。

<P>
<P>　　1939年他与李凌﹑联抗等革命音乐工作者在重庆创建新音乐社﹐并任《新音乐月刊》主编。这个时期，赵沨在《新音乐》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著作和译文，特别是译配了很多苏联歌曲，如《喀秋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夜莺曲》《假如明天战争》等，在当时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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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940年秋，重庆首演《黄河大合唱》，赵沨独唱《黄河颂》，受到周恩来的鼓励。同年，赵沨在郭沫若主持的星期文艺演讲会上，作了以《抗日音乐运动》为题的演讲，并应邀到各种业余合唱团去教唱抗日歌曲，一直持续到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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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后，转移到缅甸开展华侨青年工作，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参与组建“缅甸华侨战地工作队”，仰光失守后，回到昆明，在云南大学附属中学任教，并参加民主同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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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942年在昆明云大附属中学任教,同时参加民主同盟的工作，与闻一多、楚图南、费孝通等人深入路南圭山彝族地区，开展文化工作。1946年因“李公朴、闻一多事件”被牵连而转赴香港。1947年赵沨与马思聪、李凌在香港创办了中华音乐院并任副院长，同时在广州省立艺专音乐系任教授，来往于香港、广州两地授课。1948年初，在新加坡创办了中华艺术专科学校，任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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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949年回国参加了第一届青年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全国委员。后又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工作，任无党派小组的秘书。新政协大会成立之后，又参与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文代会即将结束时，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赵沨任团长兼代表。回国途中应邀参观了苏联，《青团员之歌》就是赵沨在赴匈牙利的途中译配出来的，此歌曲后来在国内迅速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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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952年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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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956年任音乐出版社董事长兼社长﹐中国科学院音乐名词统一委员会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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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在1955年我国第一次派京剧团和歌舞团出访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南斯拉夫等国和1956年中国艺术团访问拉丁美洲（智利、巴西、阿根廷）的访问演出中，赵沨均担任副团长兼艺术指导。40多年来，赵沨先后参加或率领代表团出访20多个国家，为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为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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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954-1983年，先后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1963年兼任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并主持演出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歌剧《阿依古丽》等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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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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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987年任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兼音乐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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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980年-1991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审议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审组召集人（第一届、第二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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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984年任中央音乐院名誉院长﹐并兼任《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主编﹑《音乐研究》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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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987年任国家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兼音乐组组长、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副主编；1990年受中宣部委托，任《中华大家唱卡拉OK》曲库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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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990年任中国音乐家协会考级委员会主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老艺术家委员会主任（1992年起）、田华艺术学校名誉校长、中央音乐学院校外水平考级委员会主任、南国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1992年起）。 2000年获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建设奖，2001年获中国文联、中国音协颁发的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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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从30年代起，发表过一系列的音乐著述和译著：《和声的初步》、《赋格初步》、《和声的进行》、《曲调步对位》、《贝多芬和他的九个交响乐》、《诗经的音乐及其他》《曲调》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从事繁忙的行政工作的同时，在音乐理论工作上亦极有建树。曾任《人民音乐》主编（1990-2001），《音乐研究》主编（1958-2000年），著有《音乐及音乐家》、《赵沨文集》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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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国际音乐理事会项目，《音乐宇宙--一部历史》亚洲地区协调员的赵主编出版了中国副卷之一《中国乐器》、副卷之二《云南乐器王国》、附卷之三《世界屋脊的音乐》。此外，还译配了脍炙人口的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喀秋莎》以及艺术歌曲如舒伯特的《幻影》等。译配歌曲40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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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著有散文集《欧逝散记》和《拉美见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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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先后出访欧、美、亚、拉美等国家，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以及国际和平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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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赵沨长期投身于音乐教育事业，不仅在专业音乐教育领域，而且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阶段的音乐教育乃至社会音乐教育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较大影响。几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合格的音乐专业人才。1983年退居二线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国民音乐教育事业之中。他积极倡导美育教育，并为之奔走呼吁，他为国民音乐教育的普及和推广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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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7-28 10:33:47编辑过]

引用 zyw8000 2009-7-27 11:09

<P>亦步亦趋，跟一篇赵沨大师的回忆文章，以纪念这位音乐先驱。</P> </P>1945年夏天，为筹办援助贫病作家音乐会，马思聪和夫人王慕理来到昆明。
      马思聪住在一个朋友家，我去找他商量音乐会的日程安排。就在我俩研究如何安排演出的过程中，房间的旁门里有一个人，一会儿伸出个头来看看我，看了好几次。我心里直纳闷：是怎么回事？王慕理把一位姑娘叫了出来，介绍说：“这是我的妹妹，是来帮我照看女儿的。她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听说你是共产党员，她很好奇，所以想看看你是什么样子。”听了这话，我们都哈哈大笑。<p></p></P>　　那时，昆明没有专门开音乐会的场子。几经周折，最后才征得昆明市昆华女子中学校长的允许，音乐会的会场就设在市中心的昆华女中礼堂。音乐会的节目以马思聪的小提琴独奏为主，以我指挥的合唱和独唱为辅。马思聪演奏了自己根据民歌改编的《思乡曲》，还有他自己创作的小提琴组曲《西藏音诗》，喇嘛寺院里虔诚肃穆的气氛和健壮彪悍的西藏剑客舞蹈的狂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人沉醉。
       抗战胜利以后，西南联大撤销，仍恢复原来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大批学生开始复员北上，原来操办民盟工作的很多知名人士如闻一多、潘光旦、曾昭伦、吴晗等，也将陆续迁回北平。民盟云南省支部为了应对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决定进行改组：闻一多任宣传部长，主持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民主周刊》，由我和林彦群协助他工作；我出任组织部长兼秘书长。
　　我的主要任务是在青年教职工中，发展新盟员，扩大民盟的影响。为此，我在青年教师和文化界组织了一个文艺小组，成员多是当时社会知名的音乐家和文艺爱好者，如董源、徐守廉、李仁荪、胡均、梁伦、林彦群、蔡余文等十数人，我们每十天聚会一次，对外称音乐欣赏会，有时听一些古典音乐唱片，多数时间则是读有关时局的书籍，以及对当前时局和文艺工作如何开展进行讨论。
       1946年5月，以路南圭山彝族的两个分支撒尼族和阿细族的青年为主，组成了30余人的演出队，到昆明来演出彝族歌舞。晚会由我任音乐指导，梁伦任舞蹈指导，舞台工作、朗诵及朗诵词的写作，由西南联大学生会的王松声组织联大及云大的学生们完成。音乐节目有彝族史诗《阿细的先基》对唱、芦笙吹奏纪念死者的哀曲、婚事喜庆的《拜堂会》歌舞等。这一台晚会在国民党的省党部礼堂连演10场，场场爆满。
       闻一多先生看了彝胞歌舞晚会以后，激动不已，当晚就动手把屈原的《九歌》赶写成歌舞剧台本，要求我组织民盟的音乐组和舞蹈组编写成歌舞剧，组织公演。
       我看了闻先生写的《九歌》很高兴，便与梁伦商量，请他来做《九歌》的舞蹈编导和排练工作，音乐由我负责。我和梁伦一起去拜会闻先生，请闻先生介绍他写作的意图。回来后，我们高高兴兴全力以赴地研究如何实现闻先生的写作意图。也就是在闻先生写成《九歌》台本不足一月的时候，闻先生和李公朴先生遭国民党特务暗杀。</P>[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

引用 zyw8000 2009-7-27 11:14

<P>再续一篇。</P><P>考入中央电影摄影场
    1933年冬天，突然看到报纸上有南京中央宣传委员会(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属下的中央电影摄影场招考练习生训练班，可以学戏剧、场记和一般电影入门知识，它又叫电影学校。我与河南艺校的一位姓宋的女同学，一同离开开封到南京投考。上一次闯北京长了见识，开了眼界。这次到南京结果会怎样呢？心中忐忑，但为了前途，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没有想到这一去风风雨雨，一下子闯入了时代的大潮，并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我们赶到南京时，考期已过。我直接去拜访考官招勉之和孙桂籍，请求补考，结果被录取了。后来才知道，我是因国文考卷被孙桂籍看中，才被破例录取的。
    训练班设在南京水西门外，上课的老师都是临时请来的，其中有洪深先生（讲戏剧概论）、电影导演吴村（讲电影概论）、著名的摄影师周克、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的余仲英、费穆等。学习时间一年，最后两个月到上海各大电影公司去参观学习，看人家如何排戏，如何拍电影，如何工作。从上海回到南京，中央电影摄影场的大摄影棚已经完工。据说，电影摄影机是从美国买回来的，叫“米切”牌，在当时，是有声摄影机中最好的，灯光器材也是新买的，两个大摄影棚建在玄武湖公园内，也是远东一流。毕业生中的一部分被留在电影场当练习生或实习演员。我的学习成绩较好，被录用为甲等练习生，月薪50块钱（乙等40块、丙等30块），又因为我的音乐基础较好，被分配在音乐音响组。<p></p></P><P>我成了中央电影摄影场的骨干
    电影场在日军第一次轰炸南京后，辗转撤到了重庆。到了重庆后，中央电影摄影场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只是靠拍一些新闻片支撑局面。音乐和新闻两个组没有人管，我就被指定为音乐组的代组长，同时兼任新闻组的代组长。组长虽是个小官，但作用却不可小觑。
    当时，中央电影摄影场隶属于国民党宣传委员会，还有个中国电影制片厂隶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两家电影厂在工作上是有竞争的：拍故事片是中国电影制片厂占优势，拍新闻片是中央电影摄影场占优势。而电影摄影场里很多人（除了一些技术人员如摄影师、录音师、洗印师不得不工作外），都是拿着高薪不做事的，很多事情都靠我一个人来做。比如，新闻片的编辑、解说词拟稿要我主持，新闻片的配音也要靠我。当时，在南方人看来，我的普通话已经说得很“标准”了。录音师叫邱依群，他认为我的声音好，能刚能柔，说白、配音都适合，他喜欢我来配音。有的女演员是地道的北京人，北京话讲得很漂亮，他却不用。纪录片配音乐时要求控制声音的大小轻重，别人没办法，我有。那时的唱机不能控制音量，我用唱片配音乐时，配音前，我先在配音室与播音室之间的玻璃窗上开个口；配音时，我就站在玻璃窗旁边；讲话时，配乐的声音要放小，我用手把玻璃窗上的口子一堵，声音就小了；不讲话时，配乐的音响要放大，我把手一抬声音又大了，就这么简单。像《淞沪大战》、 《台儿庄大战》、《英国大使福利杰斯》这样的新闻片，都是我配的音。就这样，我拟稿、配音、配乐什么都能干，成了中央电影摄影场的名副其实的骨干分子了。<p></p></P><P>中央电影摄影场——我的掩护伞
    摄影场的领导对我积极参加群众歌咏活动很不满意，但在业务上，关键时刻还是要靠我，电影摄影场的这份工作便成了我的掩护伞。那时电影场的厂长张冲（国民党的开明派。是1946年国共重庆谈判时的国民党谈判代表之一），他知道我已经很左倾了，但他还是要用我，在我接任音乐组代组长、新闻组代组长时，对我的工作给予特别嘉奖，工资增加到80块钱一个月。在他之后，是欧洲回来的一个少壮派，叫罗学廉的接任厂长职位，他也比较开明。有一次，三青团的一个小报点名攻击我，他找我谈话，说：  “赵先生，你年纪还很轻，政治问题你还不懂，你不要跟那些人来往太多，你要好好的工作，我们是信任你的，不会找你的麻烦。”可见，他们一方面对我左倾不满，另一方面在工作上又不得不依靠我这个骨干。而对于我来说，中央电影摄影场骨干的身份是一个不错的掩护。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身份，我才能到中央警官学校去教唱歌，才能到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以及美以美教会的精益中学去教音乐。
    大概是1940年秋，有一个年轻人叫曾伯伟，是李凌的朋友，想去延安。当时从重庆到延安一路上盘查很严，没有路条(证明信)是过不去的。恰好，在我这个代组长的办公桌上，就有为新闻记者印好的证明信笺，上写：“本场新闻记者×××前往×处联系工作，请协助。”下面盖的是中央电影摄影场的大印。我当时就利用这个组长的职权，拿了一张信笺填好给他，他拿着这张证明信很顺利很平安地通过了封锁，到了延安。这说明国民党的统治并非无懈可击，同时也说明我这个中央电影摄影场音乐组组长的身份，是一个很不错的掩护伞。就这样，我在电影摄影场一直呆到皖南事变。  <B>（摘自《赵沨的故事》）</B><p></p></P>[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em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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